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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13《孙子兵法》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
自古以来,战争的直接目的就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是一种高水平的战争指导艺术,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战略指导意义。其真谛在于以武力为后盾,以谋略和威胁为手段,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他是把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是伐谋、伐交、伐兵相结合的威胁战略。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不仅为古代兵家所用,而且为现代及当今各国奉行“威胁战略”的人们所青睐。
谋略是在尊重战争规律、符合战争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战争要素,实现“因利而制权”的战争艺术。而这门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认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说,百战百胜不是最高明的,不经过交战而能使敌人屈服,才算是最高明的。同时,孙子又指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兵作战的上策是用智谋取胜敌人,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使对手屈服,再次才是运用兵力作战,最后的下策就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可见,在孙子看来,谋略的最高境界在于圆满地实现军事战略的目的,同时又高于战争这种直接的暴力手段。实质上,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已经超越了单纯意义上军事战略的范围,而泛指一种使用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实现军事战略目的的最高艺术。
当然,理解“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澄清两种认识上的误区。第一种认识,妄图通过“不流血”实现打败敌人的目的。战争的实质是国家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暴力手段。既然是暴力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流血”。孙子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在这里,区分了最高境界的谋略与战争这两种手段。孙子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赞成“不流血”的战争,而是提倡达成谋略的最高境界,即通过各种非战争途径实现战胜敌人的目的。第二种认识,“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排斥战争。孙子提出,“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一方面,他肯定“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指挥者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优越于战争手段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战争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视战争对于谋求国家利益、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军民的生死和国家的存亡,不可以不认真对待。可见,在孙子看来,“不战而屈人之兵”与使用战争手段解决战略问题并非矛盾,只不过它们是不同战略层面的战略选择。
信息化战争形态的逐步确立为在战争中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创造了技术上的可能。在现代战争中,随着高技术武器的出现,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一种新的作战样式—信息战开始崭露头角。所谓信息战就是以信息为主要武器,通过打击、摧毁和干扰对手的信息系统,从而达到影响、制止和改变对手的战略决策,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作战样式。与传统的火力战相比,信息战并非直接采用火力打击等暴力手段,而是主要通过信息打击等“软”杀伤,破坏敌人的指挥控制系统,削弱和瘫痪敌人的作战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现代作战样式的出现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基础。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就是要求运用各种非暴力手段实现军事战略目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日趋紧密,对战争的制约因素也越来越多。运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往往受到政治、外交、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就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提供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仅仅是谋略的一种最高境界,或者是解决国家利益冲突的最佳途径。当然,这不是说一切战争都可以如此。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战争双方矛盾转化的一种形式,并不能代替战争的一般规律。它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交战双方有一方在军事力量上占有明显优势,在政治上顺应历史的潮流,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而另一方则是内部矛盾重重,兵无斗志,战则必败。在这些条件中,一方对另一方保持强大的军事威胁力量,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有可能变为现实,否则只能是空想。在国际格局错综复杂的今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民族问题和宗教矛盾依旧突出,仅仅依靠“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艺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仍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