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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之慎战
10《孙子兵法》之慎战
慎战就是要慎重地对待战争,不轻易言战。《孙子兵法》讲:“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所以,对待战争问题,明智的国君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从这点出发,孙武主张,“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是对国家有利的,就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能随便用兵;不处在危急紧迫情况下,就不能轻易开战。
孙子的重战思想是与慎战理论相联系的。重战并不是频开战端,四处征战,穷兵黩武。重视战争,研究战争,既知战争之害,又晓战争之利,才能慎重对待战争。
“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孙子慎战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主不可以怒而兴军”是说国君不可因一时愤怒而发动战争,“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是说将帅不可因一时气忿而出阵求战,其主旨都是反对因“怒”、因“愠”等情绪化的因素而轻启战端、挑起兵衅的“浪战”。“怒而兴军,愠而致战”在中国是有文化传统和基础的。儒家文化中那种突出战争正义性而忽视具体战争力量对比和战略战术指导就易于出现“怒而兴军”的情形。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大国,落后的现状又不断遭受“夷狄之国”的侵凌,这是“怒而兴师”的客观基础。
慎战的基本原则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合于利而动”是对怒而兴师的否定,即是否兴师不能以情绪、正义与否来决定,而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根本标准。这样,孙子的慎战思想就可直接引伸为正确认识和慎重处理战争与国家利益之关系。“合于利而动”不是说凡符合国家利益就一定用兵,国家利益就一定要靠战争去争取。利益是一个非常广泛和复杂的概念,有时人们往往把非利益的东西作为利益来看待,把眼前的非根本的利益当着根本利益,并以此去发动或进行一场与利益没有更多关系的战争。从利益间的矛盾和冲突到武装对抗、爆发战争之间有一个漫长的中间地带,存在着宽广的活动空间和解决利益冲突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利益的追求过程往往存在着利益的共同点。战争从各自利益出发好像是不可避免的,但从更高的战略层次考察,战争几乎是不必要的,因为双方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利益。
孙子的“慎战”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是战前要慎重考虑战后,不能只是“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就是说,不仅要考虑战争能否胜利,而且还要顾及到战后的影响,在战前慎重决策,不能盲目兴师。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战争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环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战争的结局不能简单地以战场上的胜负来衡量,其影响往往波及到诸多方面。反观美国至今仍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沼而不能自拔的现实,重温孙子有关“慎战”思想,仍有着振聋发聩之感。二是以理性对待战争,避免“怒而兴军,愠而致战”。虽然孙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发出这样的警醒,但世界历史上“怒而兴军,愠而致战”的情形却屡有发生,给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带来了巨大伤害。当今世界正处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剧变时代,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相互激荡,导致世界冲突的诱发因素增多,这就要求国与国之间必须善于正确地处理和化解矛盾,消弥危机,而绝不能轻启战端,“怒而兴军,愠而致战”。三是始终坚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符合国家利益需要则不行动,不能取胜则不用兵,不是迫不得已则不开战,此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当今世界正处在变革之中,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也是人类的共同责任。改革开放多年的经验证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因此,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争取和平、维护和平、促进和平,既是世界的利益,也是中国的利益。从这个角度上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正是利益所需、战略所在。